不平等将加剧下一次大流行病

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解决不平等问题必须成为我们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核心策略，这不仅因为关怀弱势群体是道义之举，更因它是最有效的整体方案

人类抗击疾病的科学力量前所未有地强大。我们拥有即时检测疫情暴发的手段，能在数日内完成病原体测序，仅需数月即可研发新型疫苗。然而，大流行病来势汹汹，蔓延更广。回想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数十亿人陷入经济困境，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球超额死亡人数估计达1820万。公共卫生官员早前警告大流行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大流行病防备办公室，但继任者特朗普却将其撤销，使美国弱不禁风。

如今公共卫生官员再度发出警告：下一次大流行只是“何时发生”，而非“是否发生”的问题。尽管上次疫情造成了毁灭性影响，世界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近日，我参与主持的全球不平等、艾滋病与大流行病委员会在约翰内斯堡20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期间发布了相关风险报告。报告通过新冠肺炎、艾滋病、埃博拉和猴痘疫情的实证，揭示出一个恶性循环：不平等及其引发的匮乏加剧了大流行的发生概率，并深化了其影响；而大流行又加剧了不平等，对最低收入群体往往造成毁灭性打击。

以新冠为例，低薪一线工作者往往承受不成比例的痛苦——他们感染率和住院率更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退居线上办公。而当他们确诊时，只能动用微薄积蓄维持生计。因此，应对大流行病不仅需要医疗干预，还要关注社会经济因素。拥挤的居住环境、一线就业、贫困状态……助长了疫情传播，造成营养不良和基础健康等问题。这正是为何拥有全民医保体系的国家在新冠危机中表现优于其他国家。

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必须成为我们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核心策略，这不仅因为关怀弱势群体是道义之举，更因它是最有效的整体方案。新冠疫情表明，如果任一地区无法获得疫苗、治疗药物和防护装备，病毒便会肆虐和变异，为所有人制造新风险。

这一教训能解释为何如今部分发达国家略显慷慨。例如，最新的20国集团倡议将助力全球各地建设制药设施所需的技术转让，这是为下一次危机做准备的关键一步。但该计划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自动知识产权豁免机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大流行病时，所有关键疗法和产品的专利权即刻失效。这将允许任何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生产急需的防疫产品，前提是向知识产权所有者支付合理使用费。

这些变革至关重要，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部分有资金购买西方疫苗的贫困国家仍无法获得充足供应，而拥有关键产品生产技术的部分国家无法生产。事实上，通过《促进信息获取法案》诉讼我们知道，疫情高峰期在非洲生产的强生疫苗被运往欧美，非洲民众却一无所获。

尽管政府在必要时可通过强制许可生产仿制药，但制药公司通过持续诉讼削弱了该原则的实质意义。即便突破性科学取得进展，大流行应对能力有所提升，整体进展仍受阻碍。若不共享技术诀窍和药品生产权，全球疫苗生产设施在下次大流行中又何用？

最后，疫情期间保障全民医疗与防护需要资金支撑。新冠疫情期间，富裕国家动用了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8%的资金应对危机，而低收入国家仅投入2%。而今，受前次大流行影响，发展中国家背负着31万亿美元债务——创20多年来最高纪录，结果是许多低收入国家连应对艾滋病等当前流行病都力不从心，更别说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

这种不公现象揭示了大流行如何加剧不平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40%-50%以上的税收用于偿还债权人，许多国家的债务偿还支出甚至超过教育与卫生支出总和。若要这些国家具备充分应对疫情的能力，必须实施债务减免。此外，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应建立大规模自动拨付机制，作为应对下轮危机的预案。

我们能打破不平等与疫情的恶性循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投入资源，还需政治意志来推行保障更大的健康平等的政策，首要之务是将普通民众的生命置于制药公司垄断利润之上。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特聘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6；编辑：许瑶）